红卫兵有多坏,他发了一篇文章

李敦白｜回忆与周总理有关的几件往事｜中

新华社有一个记者叫胡懋德。

他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军一年之内在上海犯了三千八百项兽行。

起因是此前有一篇报道，说某月驻上海美军犯了多少项暴行，他把这个数字乘上十二，又将“暴行”上升为“兽行”。

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英文周报，对中共态度友好，连它都公开叫板，说请新华社把三千八百项兽行的清单列出来，我们全文发表。

有一天我正在廖承志的窑洞，毛主席给他打来电话，我都听得到话筒中传出来的湖南腔：“你们是中央社吗？你们是《中央日报》吗？你们怎么造谣了？新华社不造谣，中央社才造谣。”

第二天，周恩来就到了清凉山，集合全体党员讲话，讲了一整天，但没让我参加。

新华社党员的比例很高，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少数人不是党员。

会后给我传达了周恩来讲话的内容。

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反复强调，新华社要讲真话，千万不能造谣，不能主观臆想，不能为了打动读者而捏造新闻。

周还跟他们讲，他在南京、上海的时候，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非常辛苦，跟他们讲形势讲前途，好不容易讲通了，过几天又忘了，得重新来过。

之所以能讲通，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报道的准确可信。所以，捏造或任意扭曲新闻，所起的是坏作用而不是好作用，影响很坏。

新华社曾长期保持讲真话的传统。

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大概是1960年或者1961年，“大跃进”刚过去的进侯，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专稿，写得很零散，主题不鲜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导语，大意是说：在新中国，与过去的灾荒年头不同，生活虽然艰苦，但不会饿死人了。

审稿的副局长把这段导语划掉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说的不够真实，下面许多地方饥荒很严重。”

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饿死大量人口的惨事。

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无人能及。

他很喜欢跳舞，每周舞会一般都参加，邓大姐心脏不好，很少参加。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外事活动，周总理请我参加。

1960年斯诺来北京，周总理办了一个小宴会欢迎他，只有两桌人。

乔冠华与我同桌，他站起来祝酒，说了这样一段话：唐明照表面上是个中国人，实际上是个美国特务；李敦白表面上是个美国人，实际上是个中国特务。

当然他是开玩笑。

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依斯访华时，所有活动都请我参加了。

老挝共产党的总书记来访，周总理请我参加，就我们三个人一起谈话。

他请我参加的目的，是想表示，不要搞民族主义，应该以阶级划分敌友，就好比我是一个美国人，但却是自己的同志。

1965年底，斯特朗80寿诞，因为毛主席在上海，我们从北京乘专机去上海庆祝，中午毛主席宴请，晚上周总理请我们，他还同时宴请了一个日本青年代表团。

宴会期间，东海舰队合唱团演出，周总理让他们演唱《长征组歌》，指挥很年轻，唱到中间，周总理突然叫停，问道：为什么不唱“过雪山草地”这首，这一段是肖华同志亲笔写的，你们为什么不唱？

年轻的指挥涨红了脸，轻声说：我们不会。周总理说：我来指挥，你们唱。

他过去拿起指挥棒，并放大嗓门唱起来，演员也跟着唱了起来，他们其实知道歌词。

我过去不知道周总理会唱歌，而且唱得挺好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已经靠边了，正在等待“特殊任务”。

年底被捕时，在我的逮捕令上，有13位中央领导的签字，其中包括周总理，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

有个红卫兵领袖后来给我写过信，说周总理找过他们几个头头，想帮助我，怎样能够不被抓，但没有想出办法。

1973年三八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交往部和国务院外国专家局联合举行了庆祝茶会，周总理到场讲话，对“文革”以来一些外国专家及其家属受到的不公正、不礼貌、非同志式待遇表示道歉。

当时只有我还被关在牢里，周总理提到我，说李敦白的情况不同，他参与了坏分子的破坏活动，卷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反革命集团。

人道这是周总理对我的否定和抛弃，我却看作是对我的保护，要知道，当时对我的指控是“美国特务”，比“参与坏分子破坏活动”严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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