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德跳舞（格鲁德身材）

1788年，一名叫马图林·卢沙图的法国铁匠在家中因头部受重击而死。这一行动在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但推动它的宿怨已经恶化了几个月。

那年早些时候，极度保守的马图林显然对他儿子吉恩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新思想感到不满。让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信念，这些信念在法国各地掀起了激进主义的热潮。马图林不满足于把儿子赶出家门，还试图进一步惩罚他，准备娶吉恩的女朋友海伦为妻。海伦一家非常乐意把他们的女儿卖给社区里一个自视很高的人，但海伦自己却对被从吉恩手中夺走，和一个忧郁的老怪物绑在一起度过余生感到绝望。

吉恩想出了一个计划:趁一个晚上，他来到他父亲的家救海伦，然后骑马离开，走进平等主义的夕阳中。但是马图林打断了他们的逃跑，一场打斗随之发生。吉恩用锤子猛击。马图林的额头一下子涨红了，老人立刻就死了。

尽管吉恩声称是正当防卫，但还是被判谋杀罪名成立，并被判车轮刑罚。这种刑罚是将犯人面朝上绑在一个大轮子上，然后将他们的骨头折断。几个世纪以来，这种刑罚在整个欧洲都是一种常见的折磨、处决和羞辱手段。一些人认为这完全是法国人的发明，早在六世纪就开始了。

宣判后的几个星期，吉恩的命运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这里，许多人认为，这个年轻人受到惩罚不是因为暴力行为，而是因为他的政治信仰。在行刑当天，当吉恩走向绞刑台时，几十个当地人冲上前，抓住了他，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当局震惊了，舆论的力量促使国王路易十六给了吉恩一个赦免令。

吉恩的自由现在似乎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革命的无数反抗时刻之一，这场革命横扫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法国再也没有求助于车轮，它突然显得是属于遥远的过去了。在吉恩一案发生一年后，一种新的处决方式首次被公开讨论:断头台，这是一种杀人机器，正如它的创造者所坚持的那样，它将带来原始的正义，一个一个地滚动头颅。

在骚乱的18世纪90年代，被控操纵巴黎断头台的人，就是在暴民介入之前准备处决吉恩的那个人。他就是查理-亨利?桑森，路易十六和推翻旧政权的共和党政权的首席执行官。尽管在革命之初，他像同时代的刽子手一样被人唾弃和玷污，但他以“伟大的桑森”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法国人民的英雄。整个欧洲大陆都认为他是法国道德诚信的最后堡垒。

杀人是桑森家族的血脉。家族中第一个担任王室刽子手的是查尔斯-亨利的曾祖父，他在岳父去世后被迫担任这个职位。在下一个世纪，另外三个桑森继承了这个角色，直到1778年查理·亨利继承了这个角色。他当时39岁，但已经是一名执行死刑的老手。1754年，当他的父亲死于一种使人衰弱的疾病时，查理-亨利在年仅15岁的时候就接替了他在绞刑台上的职责。这个男孩表现出了惊人的品质:超越他的年龄的智慧和足够坚强的胃，能够看穿他日常生活中的绞杀、砍头和焚烧。那时还是一个少年，他指挥了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绞刑、绘画和进驻营区的行动。后来回想起来，这是一段比较简单的时期，当时可以想象到的最严重的罪行就是杀害国王。

我们对桑森的了解表明，他是一个雄辩和深思熟虑的人。他博学多才，通晓多种语言，极其认真地履行公职。正如他的孙子后来声称的那样，他可能感到，家族企业束缚着他，让他感到沮丧。他渴望获得更高的职位，但又被刽子手绞索的污点所禁止。传统上，成为一名刽子手能让人过上好日子，但在上流社会却无法享受。虽然人们渴望公开处决，但对自杀负责的人被认为精神受到污染。对这一点的了解使桑森感到很沉重，他努力净化这个家族的姓氏。我们无法确定他对十八世纪晚期巴黎社会和政治洪流的深刻想法，但桑森似乎很自豪为国王服务，即使是在如此残酷的结局下。桑森唯一想要的是他觉得作为国王忠诚的仆人应该得到的尊重。奇怪的是，正是革命给了他这些东西。

在攻占巴士底狱之后的十年里，所有关于法国人生死的最基本的假设都受到了质疑。1789年12月，新成立的国民大会就犹太人、演员和刽子手这三个此前被剥夺公民身份的群体的公民资格进行了辩论。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时代，许多人认为刽子手应该被视为完全公民的说法是完全荒谬的。“排除刽子手不是建立在偏见之上,“阿贝·莫里说。所有善良的人看到一个人杀害自己的同类都会不寒而栗。为了唤起这些情感，桑森代表法国的每一个刽子手写了一封信给议会。他写道，解决围绕着死刑的禁忌是一种革命责任，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暴露出迷信、懦弱和虚伪。“要么得出结论认为犯罪必须不受惩罚，”他挑战他们，“要么需要一个刽子手来惩罚它。”

事实证明，形势对桑森有利:法国社会对处决和刽子手的看法正处于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到目前为止，这里一直存在着严格的阶级划分:富人被砍头，而农民则在绳子的末端窒息和扭动。就在几周前，约瑟夫·伊格纳斯·吉约坦博士还提出了一个模糊但令人吃惊的后革命公开处决的设想。他建议引入某种斩首机器，以确保所有被判处死刑的公民都有相同的死亡，并从处决行为中消除中世纪痛苦和复仇的痕迹，只留下迅速的司法审判。“用我的机器，”他说，尽管他心里还没有具体的设计，“我一眨眼就砍下你的脑袋，你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许多人发现很难把吉约坦博士关于杀人机器的设想当真。根据19世纪的历史学家所说，他的同辈认为吉约坦是个笑话，其中一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没有天赋和名声的人……一个让自己变得爱管闲事的无名小卒”。然而，吉约坦关于砧板上权利平等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共鸣。1791年10月，通过了一项规范处决的法律，禁止除斩首外的任何方式。

看着他用来砍人头的磨破的刀片，也许预见到他们的工作量会增加，桑森解释说，用剑执行每一项死刑都是不可能的;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有了这项新法律，吉约坦医生关于杀人机器的可笑想法变得紧迫起来。随着死刑犯人数的增加，工程师安东尼·路易斯博士被招募来迅速设计出一种可操作的装置，一个叫托拜厄斯·施密特的人被雇来建造它。

1792年4月17日，桑森和比塞特医院的政府官员一起进行了试运行。在这一天里，一捆捆干草、几具尸体和一只活羊被放在断头台的刀片下。几周后，桑森出现在巴黎的一大群人面前，观看断头台的公开亮相。尼古拉斯·雅克·佩尔蒂埃，一个臭名昭著的拦路强盗，是第一个面对这种可怕的新仪式的人。没有人，即使是桑森，也无法预测会有多少人紧随其后。

对最初几起断头台事件的临时报道，让观众感到了一种扫兴的感觉。这种革命性的死刑方式效率高，办事高效，没有传统行刑时那种夸张的场面。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也许现在死刑将不再是大众娱乐的来源。事实上，它只是标志着从中世纪到现代景观的演变。缓慢而阴沉的衰老过程被迅速的临床暴行所取代，这些暴行充满了成品脱的喷涌的鲜血。人们再也不指望那些被定罪的人能以一种安静的尊严来赢得群众的支持了。在充满党派色彩的革命背景下，无畏的牺牲成为基调。被桑松置于剑下的男男女女们经常跳舞、唱歌，用最后的话语嘲弄他们的敌人。历史学家大卫·格鲁德写道:“无论在语言还是姿态上，人们都必须对死亡表现出至高无上的蔑视。”一个人血淋淋的生命终结，甚至被定罪的人也常常把它视为“一场精彩的表演”。

对于那些支持革命、支持革命的清洗和谴责的人来说，断头台是实现最终正义的人道工具，它很快就获得了神话般的地位。随着操控机器的手的移动，桑森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公众忘记了他的家族长期以来对波旁王朝的奉献，现在在街上为桑松欢呼，称他为“人民的复仇者”，一个代表大众力量和智慧的英雄。他的受欢迎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他的刽子手制服——条纹长裤、三角帽和绿色大衣——成为了男性的街头时尚，而女性则戴着小巧的断头台形状的耳环和胸针。

最引人注目的是，桑森在最尖锐的批评者中成为革命的可接受的面孔。故事中充满了他的优雅和礼貌，他对园艺和动物的热爱，以及他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的温柔。许多前往法国的英国游客都认为革命的原则令人不快，革命名义下的暴力行为难以形容，他们对桑森赞不绝口——即使他在1793年1月处决了国王路易十六。也许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丝古老的、贵族式的法国的影子，一个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坚忍地执行着国家赋予他的任务，这不仅是国家赋予的，也是几个世纪以来的遗传和传统赋予的。

根据当时的记载和后来他家族的证词，桑森被内疚和对他在国王被处死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怀疑所困扰，这一时刻被许多人认为是断头台最臭名昭著时代的象征性开始。在路易死后的几个月里，革命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逐渐缓和，在恐怖活动中达到顶峰，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政府试图消除哪怕是最模糊的反革命迹象。“恐怖只不过是迅速、严厉和僵硬的正义，”罗伯斯庇尔说，他是当年国家批准的暴力事件的策划者。在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之间，全法国有一万六千五百人被判处死刑。雪崩般的杀戮释放了与革命的既定目标完全无关的黑暗力量。在北部城镇坎布雷，一个名叫约瑟夫·勒·布伦的牧师找到了一个新职业，他在恐怖主义开始时成为当地的刽子手，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迷你罗伯斯皮尔，清算个人恩怨，沉溺于明显的暴力行为，并以最站不住的借口杀害了数十人。

就在恐怖开始前，桑森被一场个人悲剧所摧毁，他的儿子，按照家族传统，也是他的助手，向人群举起一个被砍下的头颅，从刑台上摔了下来，死了。在悲痛之上，现在是一波又一波的屠杀；12个月后，桑森被命令处决两千多人。他的日记——至少，他的孙子引用他的话——显示了他承受的巨大压力。1793年6月17日，当他被派去砍头54次时，他的评论是“可怕的一天的工作”。另一天，他显然雇了16个助手来帮助执行死刑。“他们正在组织断头台的服务，就好像断头台将永远存在一样。”一天早晨，他奉上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脖子;另一位是乔治·丹东，他或许是推翻君主制的关键人物。要了解各派内部各派的命运，或预测哪位崇高的爱国者接下来会被谴责为叛徒是不可能的。“伟大的公民和好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向断头台，”桑森在日记中透露。“它还要吞掉多少呢?”断头台不再是正义的机器，而是暴政的工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刽子手办公室是少数几个在18世纪90年代毫发无损的世袭机构之一。1795年8月20日，大约在罗伯斯庇尔倒台和恐怖活动非正式结束一年后，筋疲力尽的桑森把他的职责交给了他的儿子亨利。在他39年的职业生涯中，桑森已经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亨利被证明是与老派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一直呆到1840年，那时君主政体已经恢复，桑松家族又回到了王室的马屁精，而不是革命英雄。刽子手公众形象的转变只是一个短暂的阶段。

亨利死后，这份工作就交给了他的儿子亨利克莱门特，他发现家族的遗产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负担。执行死刑使他蜂窝状地走出来，使他身体不适，做恶梦来折磨他。他开始酗酒赌博。在1847年的某个时候，他告诉政府，他不能执行那天的处决，因为他已经典当了断头台来偿还债务，而且没有资金买回来。这是桑森家族七代人联合政府的终结，而这是这个国家最不受欢迎的公职。亨利克莱门特写了一部关于桑森刽子手的历史，据说他大量引用了查理-亨利在革命期间的日记。这样的日记保存了下来，所以不可能知道这种说法的真实性，而且很方便的是，这些摘录符合亨利克莱门特的说法，即他著名的祖父和他一样，也在为自己的职责而挣扎，这一污点使他无法选择另一条人生之路。

从杜马斯到希拉里·曼特尔，查尔斯-亨利·桑森在法国家喻户晓，他在许多小说作品中都是一个麻烦的人物。最近，他被改编成了一部漫画系列中的浪漫反英雄，一个精致但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迫于家族荣誉的不可抗拒的要求，在一个天翻地的世界里执行恐怖的任务。当然，对断头台的记忆更加坚不可摧。它最后一次在法国使用是在1972年。其中一名死刑犯的律师写道，当他的当事人被宣判死刑时，他对巴黎的庆祝场面感到厌恶，并把他们比作断头台早年的暴民:"毫无疑问，如果刽子手像桑森那样，在他们面前举起两个人头，观众一定会鼓掌，高兴地尖叫"但据我们所知，桑森自己很少在那令人心寒的时刻感到高兴。当有人问他在执行死刑时感觉如何时，他回答说:“先生，我总是急着把它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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