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谱序全文(诗谱序原文翻译)

完成于汉儒之手的《诗大序》，是对先秦儒家诗论的总结、继承与发展，并对嗣后中国封建时代的全部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传诗，有鲁人申培、齐人辕固、燕人韩婴、赵人毛苌四家。后来今文三家诗亡佚，只有用先秦文字小篆记录的《毛诗》独传。在东汉流传的《毛诗》，于305篇的题目下面，各有一段类似题解式的简要文字，简述诗的题旨，或述及时代背景与作者，称作《诗序》。其中第一篇《关雎》的题解下面，有一大段文字，广泛吸取了先秦学者及汉代经师对《诗经》的评论，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特征、《诗经》的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等问题，可以看作是《诗经》的总序言，称作“大序”。其余的题解都称作“小序”。“小序”所作的各诗的题旨、作者或时代背景，大多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穿凿附会，有许多内容存在着严重的谬误。由此可以确定“大序”、“小序”非一时一人之作。有学者认为“大序”反映了荀子学派的观点，而“小序”则出于孟子学派之手，故较多体现了“以意逆志”的方法。

《诗大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论诗的基本特征：

《诗大序》一开始就阐述了诗歌的性质及产生情况：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值得注意的是，《诗大序》不仅继承了前人的“诗言志”说和诗、乐、舞三者密切结合的观点，而且于“志”字之外，加上了一个“情”字，指出诗、乐、舞三者的核心在于言志抒情，是对先秦诗论的重大发展。

本来，“志”的本义是与“情”相通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唐孔颖达《正义》曰：“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但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志”长期被儒家学者解释成合乎礼教规范的思想，“情”则被视为是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并因此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与“缘情”的对立和争辩。而事实上，如果按照儒家学者的解释，把“志”统统看成与政教相关的思想，那么在诗歌中确实存在的一类既非讽颂、也没有什么教化作用，因而称不上是“言志”的作品，在理论上就说不通了。所以，诗歌发展的实际，要求理论给予圆满的解答。《诗大序》正是在人们对诗歌特征的认识深入的基础上，将“情”、“志”并举，于“言志”之外，加上“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又说“吟咏情性”。这一对先秦诗论的重要补充，是有其历史进步意义的。

《诗大序》在情、志并举之后，进一步把二者统一起来：

……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

“发乎情，止乎礼义”，就是要把感情纳入封建政治伦理道德的规范，使人的性情不超出“礼义”的标准。也就是照孔子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诗大序》用“礼义”把抒情与言志统一起来，建立起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诗歌理论。

二、论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关系：

《诗大序》的中心内容，是提倡诗歌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通过诗、 乐的感化作用，进行政治和道德教育。它说：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不难看出，这是孔子“兴观群怨”说和“事父”、“事君”说的继续和具体化。但《诗大序》对此有继承也有发展，它进一步在理论上阐明了诗歌为政治服务的两种形式，即“上以风化下”和“下以风刺上”。

“上以风化下”，就是要求统治者利用诗歌作为推行教化的工具，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和道德规范对臣民进行教育。“下以风刺上”，则允许在下的臣民当对政治和社会现实不满的时候，可以用诗歌为讽刺工具，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不过对于“刺”，《诗大序》又提出了两个具体要求，一是要“主文而谲谏”，即必须用委婉的言词含蓄地进行劝谏，不可直言统治者的过失，不能触犯统治者的尊严；二是要求统治者实行“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政策，容纳和鼓励以讽刺为内容的诗歌。这里固然表现出《诗大序》的作者们站在统治阶级一边，要求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伪善、保守的一面。但也毕竟给被统治者利用诗歌反抗和抵制统治者的暴政，提供了一点哪怕是很微弱的理论支持。后世进步文学家往往正是以这一理论主张为根据，巧借文学武器同封建阶级的不良政治进行斗争，这可以看作是《诗大序》讽刺理论的积极意义。

诗歌通过反映人的思想感情进而反映人的社会生活，而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政治生活又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通过诗歌可以考见政治得失，这就是孔子所谓“诗可以观”。《礼记·乐记》把这个意思概括为“审乐以知政”。《诗大序》采取《乐记》的见解，写道：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这里说明诗歌、音乐都是人们思想感情的表现。诗乐反映着各个时代的面貌，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情况产生了不同风格的诗乐。强调诗歌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是儒家诗歌理论的一大特色。它同时也提醒人们意识到，政治的兴衰隆污往往要通过文学艺术显出其征兆。因此，审察评判文坛风气，切不可就事论事，要联系和反省社会政治方面的问题。文风的端正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世风民情的端正。从改良社会、革新政治入手，标本兼治，才能创造出安定祥和的“治世之音”。

三、论诗的“六义”：

《诗大序》提出“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人往往以“风、雅、颂”为诗的体裁；“赋、比、兴”为诗的表现方法。这种说法来自唐孔颖达《毛诗正义》：“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考“六义”说实本于《周礼·春官·大师》之“六诗”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过去一般认为“六诗”原都是指诗之体，但有入乐与不入乐之分。孔子删诗，把不入乐的“赋、比、兴”诗给删掉了。待《毛诗序》的作者论诗时，面对的只有“风、雅、颂”三体，但又不能不维持“六诗”的旧说，保持其原来的次序。于是回护其辞，而改称“六义”。“赋、比、兴”也就逐渐被后人理解为诗的表现方法了。近年有学者认为六诗是西周乐教的六个项目，服务于仪式上的史诗唱诵和乐舞。其中“风”和“赋”是用言语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方音诵和雅言诵；“比”和“兴”是用歌唱传述诗的两种方式，分别指赓歌与和歌；“雅”和“颂”则是加入器乐因素来传述诗的方式，分别指乐歌与舞歌。今本《诗经》的各种格式均是六诗影响的产物。从六诗到六义的演变经过若干历史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因素有三项：一是随著神权政治削弱、雅言功能扩大和礼乐制度崩坏，由司乐之官掌管的乐教逐步让位于由司徒之官掌管的德教；二是诗三百文本的形成，其过程大致是散乐纳入正乐、乡乐奏入仪式、献进之诗编为正歌的过程；三是儒家诗学传统的确立，包括孔子集各地歌本删为诗三百、孟子建立“以意逆志”的比附诗论、荀子确立徵圣宗经原则等步骤。作为汉代经学的组成部分，六义说是演绎“德化”、“政教”、“美刺”等儒家伦理概念的理论，但因保存了六诗、“四始”、“变风”、“变雅”等若干历史术语而具有价值。①此说颇有见地，故辑录如上以备参考。

　 总而言之，古代原有的“六诗”传到儒生们写《诗序》的时代，只剩下了“风雅颂”三体。于是《诗大序》不得不改传统的“六诗”说为“六义”。“诗六义”说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六义”名称的解释。《诗大序》指出“风雅”的性质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风“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即风是产生于各国地方的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诗歌。它说“颂”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祭祀、赞美祖先的乐歌。这种对于风、雅、颂三类诗歌区别的理解，比较合乎事实，直到今天仍是解说《诗经》分类的重要依据。但《诗大序》的解释也有过于强调教化意义之嫌，容易导致从政教观点出发对诗篇内容的曲解。

此外，尽管《诗经》中已无“赋、比、兴”三类诗的存在，但《诗大序》仍保存了先秦的“赋、比、兴”概念，并把它们作为诗“六义”的组成部分重新提出。虽然它对“赋、比、兴”的涵义没作具体说明，但引发了后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使之成为对诗歌艺术表现方法的中国式的理论概括。这也是《诗大序》的一大理论贡献。

其二，是对诗的美刺作用的强调。《诗大序》说风诗是“下以风刺上”、“吟咏情性，以风其上”；颂诗是“美盛德之形容”。对于雅诗，《大序》虽未明言，但通过《小序》可以看出，《诗序》的作者实际上认为风、雅中都有美刺。如《小雅·庭燎》“小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序：“规宣王也”；《祁父》序：“刺宣王也”；《白驹》序：“大夫刺宣王也”；《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等等。由于《诗经》中刺诗较多，因此“美刺”说特别启发人们把诗歌作为批判黑暗现实和不良政治的武器，表现出积极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由于把诗歌的美刺作用理解得过于僵化，没有注意到诗三百篇内容题材的多样性和社会作用的多方面性，从而导致对诗篇主题和内容牵强附会的解释。这个问题在《小序》中尤为突出。比如《周南》中的《桃夭》，本是一首欢快的古代古代婚礼时唱的赞歌。《小序》解作：“后妃之致也。不妬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芣苢》，原是表现一群劳动妇女在快乐地采摘车前子。但《小序》说它是“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也。”《召南·小星》本是表现一个地位卑微的小官吏抱怨自己日夜奔忙的命运。《小序》释曰：“惠及下也。夫人无妬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小雅》中的《隰桑》本是表达一个女子对爱人的深厚感情，但《小序》说这是“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这些解释，真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儒家学者出于政教中心观念的臆解妄说，象层层瓦砾，掩盖了《诗经》这部古代优秀文学遗产的真正光辉。

第三，是对诗歌风格的要求。《诗大序》提出诗歌风格的理想标准是“主文而谲谏”。东汉大儒郑玄在解释“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这段文字时说：“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不斥言，也就是不直言。要做到委婉曲折、用打比方的办法来旁敲侧击，就必须采用“比兴”的表现手法。这样，“风雅”与“比兴”这两个概念就联系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风雅比兴”。这个说法的含义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要有美刺，其中最重要的是刺；二是用比兴，即“主文而谲谏”、“譬喻不斥言”的表现方法。这种理论一方面具有要求诗歌密切联系现实、讽刺时政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风格必须温柔委婉，不能触犯统治者的尊严。这就为后世封建文人排斥风格粗犷、富有战斗精神的作品，提供了理论根据。

第四，是提出“变风变雅”的说法并对其加以说明。《诗大序》说：

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

郑玄《诗谱序》则说得更为具体：

后王稍更陵迟，懿王始受僭亨齐哀公，夷身失礼。之后邶不尊贤。自是而下，厉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坏，《十月之交》、《民劳》、《板》、《荡》勃而俱作，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故孔子录懿王、夷王时诗，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

“变风”、“变雅”是相对于正风、正雅而言的。所谓正风、正雅，就是“治世之音”，是赞美、歌颂性的作品。变风、变雅就是“衰世之音”、“乱世之音”，是充满了“怨以怒”、“哀以思”情调的作品。《诗大序》和《诗谱序》都认为变风、变雅是西周中衰以后的作品，这种看法有嫌机械。因为事实上，盛世也有阴暗面，有不肖之人和不肖之事，故而会产生讽刺诗；衰世因为社会动荡，也会有志士仁人力挽狂澜，显示出可歌可泣的英雄品德，因此也会产生赞美诗。象被郑玄列为“诗之正经”的《周南》、《召南》，就未必都产生于周初，并且其中也有怨刺的内容。不过从总的倾向看，西周前期和后期至东周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和诗歌面貌，确实有所不同。后一时期“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其诗歌总的说来具有“刺怨相寻”的特点。所以正变之分指出了时代政治兴衰与诗歌内容的密切关系，由于政治情况不同而决定诗歌内容的美刺，有其合理的一面。

需要指出的是，《诗大序》作者称太平盛世的赞美诗为“正”，把讽刺、抱怨、抗议乱世衰世的怨诗、哀诗称为“变”，这其中的褒贬态度是很明显的。后世儒家正统学者往往崇“正”抑“变”，贬低排斥抨击统治阶级、表达哀怨之情的作品，不能不说其中有《诗大序》“风雅正变”说的消极影响。此外，《诗三百》中还有不少表现非政治性内容的诗，过于强调政教内容就会导致用单纯政治观点去曲解诗歌，也是不利于对原作的准确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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